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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蘑菇頭”的檢測試紙上檢測區(T)有一根淡淡的紅線，不能排除HIV感染嫌疑製圖 董春潔■ 公廁、浴場和江邊是男同性戀者經常聚會的地方■ 宜賓一家高檔商場的男廁里每一間隔板上都寫上了“同性服務”的字樣和電話號碼一個16歲男孩通過QQ聯絡“同心工作組”，希望檢測自己是否感染了HIV病毒製圖 董春潔本報記者 薑燕 文/圖
　　四川宜賓“同心工作組”HIV（艾滋病毒）檢測點，男孩“小蘑菇頭”緊張地等待血液HIV檢測結果。
　　他今年14歲，對艾滋病幾乎一無所知。他不安地問記者：
　　“得了那個病，是不是很快就死了？”
　　過了一會，他又問：
　　“要是我得了那個病，生下來的孩子是不是也一定會得？”
　　他像一個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根樹枝一樣，毫無防備地信任了記者這個剛剛謀面的人。
　　我們說話的時候，他蒼白瘦削的雙手一直在胸前不停地交握，時而焦躁地捂起臉。纖細的手指留了很長的指甲。
　　“12·1”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記者來到宜賓，尋找另外一個感染了HIV病毒的16歲少年。因為他的迴避，我最終也沒能見到他。但記者瞭解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是——這個艾滋少年並不是孤獨的存在，甚至不是“少數派”。在當地，十二三歲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開始有同性性行為的男孩並不罕見，而且“每年層出不窮”。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宜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在各地實施艾滋病毒感染者干預時，均有同樣顯示。
　　“我會不會真得那個病了？”
　　“小蘑菇頭”之前來查過兩次。第一次是今年年初，他和“同心工作組”檢測點的一個志願者“處朋友”時來查了一次，結果是陰性。那次他本來也不擔心，因為交往的人中沒有感染者，大多數性行為也都戴了安全套。
　　第二次完全不同，他一直有種不祥的預感。今年6月，他和一個人發生了不安全的性行為，後來圈裡有人告訴他，那人是個感染者。
　　“我當時感覺天都要塌下來嘍。”“小蘑菇頭”用四川話說。因為上次來這個民間男同性戀兼防艾公益機構“同心工作組”檢測時，感覺比較親切，空間私密性也好，他就又來到這裡尋求幫助。
　　為他檢測的工作組負責人曾永回憶，“等結果的時候，他緊張極了，手抖個不停”。
　　檢測結果雖然是“陰”性，但由於未過窗口期（從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到血液中產生足夠量的、能用檢測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體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窗口期），結果不作數，還得複檢。工作組為“小蘑菇頭”登記的複檢日期是9月28日，但他一直沒來。志願者給他打電話，他說忘了。
　　11月26日，“小蘑菇頭”放學後，乘了一個小時公交車，來到工作組複檢。到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氣溫很低，他穿得很少，長袖T恤外裹著件薄棉褸，拉鏈沒拉，雙手不時扯著衣襟往一起攏著。
　　“小蘑菇頭”坐下來第一句話就是：“我會不會真得那個病了，這次我覺得我一定得那個病了。”
　　他的緊張在男同性戀者看來一點也不陌生，自從有第一次同性性行為開始，他們就始終處於這樣的驚懼和擔憂中。
　　只是，“小蘑菇頭”的緊張來得太早了。
　　13歲有了第一次男男接觸
　　他身份證上1999年的出生日期看上去有點刺眼。第一次有同性性行為時，他剛過13歲生日一個多月，讀初中二年級。
　　“我喜歡男生，懷疑自己是‘GAY’（男同性戀者），就上網查，發現網上有很多這方面的QQ群。” 於是，“小蘑菇頭”就加入了若干個同性交友QQ群。很快，他有了第一次。對方25歲，兩人在那人工作的宿舍里發生了性行為。“小蘑菇頭”回憶，雖然不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但肯定戴了安全套。
　　這段交往只維持了十幾天便宣告結束，“小蘑菇頭”說，那個男人不是他喜歡的類型。3個月後，他喜歡上一個容貌清秀的16歲男孩“紫軒”。他有著那個年齡特有的純情，在男同性戀中，這種感情表現得似乎更為強烈。他清楚地記得認識紫軒的日期是2012年6月28日，還在胳膊上刺下了紫軒的名字。
　　“小蘑菇頭”經常趁媽媽不在家時，帶紫軒回家。他10歲的時候，父親遇車禍去世，媽媽改嫁。母親工作忙，每天晚上九十點鐘才回來，繼父也對他不管不問。一個不完整的家，是不少小男同性戀者的共同特點。紫軒也是父親早亡，與母親相依為命，他的解釋是：“沒有安全感，想找個男人依靠。”
　　去年夏天，由於“小蘑菇頭”的疏忽，媽媽在他的電腦里發現了一段忘記刪掉的男同性戀性愛視頻。
　　“我媽問我怎麼回事，我說我是‘男同’，我媽愣了半天沒說話，過了一會說‘這個要死的你知道嗎？’”“小蘑菇頭”說，別說當時他對潛在的危險還懵懵懂懂，就是到了現在，他也從未上網查過到底什麼是“艾滋病”。
　　“小蘑菇頭”數了一下，近兩年來，他和11個男性有過性行為，並不是每一次都戴安全套，一方面是他自己覺得戴套不舒服、不喜歡；另一方面，他說，發生性行為時，戴不戴套，也與喜不喜歡對方有關。
　　（下轉A15版）（上接A14版）
　　同學當眾罵他“死同性戀”
　　開始和同性交往沒多久，“小蘑菇頭”便被同學發現和男孩手牽手逛街。
　　“他是同性戀！”
　　“變態！”
　　“神經病！噁心！”
　　各種鄙夷的聲音從教室的角落裡傳出來，他所到之處，總有一些像看怪物一樣的目光落到他身上。剛開始，這種聲音還是窸窸窣窣的，後來有人竟然當著老師的面大聲罵他：“死同性戀！”但老師並沒有在意。
　　“壓力好大哦。”“小蘑菇頭”找不到傾訴的對象，不能和媽媽說，不能和朋友說。學校里雖然還有兩個比他高一年級的男生也是同性戀，找他“處朋友”，但都被他拒絕了，也不能說。
　　“我就用水果刀割手臂，用指甲抓手背，抓得血淋淋的。”說著，他豎起長著尖尖指甲的雙手。媽媽發現了他手背上的傷痕，心疼得不得了，帶他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不會把我的秘密告訴別人，我就說了。”去看了幾次之後，有了宣泄的出口，“小蘑菇頭”感覺好多了。自殘的經歷，紫軒也曾經有過，左手腕上至今還有刀割的疤痕。
　　但是，如果被查出來得了艾滋病，又會怎樣？“小蘑菇頭”想不到，也不敢想。這幾個月里，他想的是爺爺奶奶還指望著他這根獨苗抱孫子，要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生下來的孩子會不會也有病？他還想到了30歲找個女的結婚，要是得了艾滋病，是不是很快就會死掉？他還特別想知道，不戴套是不是一定就會感染？
　　他說他是忘了前來複檢，他又說這幾個月來，因為擔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從未有過性行為。他最近和一個16歲男孩相處一個多月了，還一次也沒有發生過。
　　他害怕。甚至不敢抬頭看那雪白的試紙上，試劑一點點向檢測區推進……
　　16歲艾滋少年自曝親身經歷
　　如果“小蘑菇頭”的檢測結果真是陽性，他後續的生活很有可能成為記者要找的艾滋少年“小艾”（化名）的翻版。
　　去年，小艾在網上發了一篇博客，向外界講述了他被查出感染HIV後的遭遇。
　　博客中說，他是男同性戀者，家在宜賓市長寧縣。4歲時父母離異，一直以來缺少父愛。2012年6月，他被確診為HIV感染者。得知他的病情後，父親第一反應是將他拋棄，母親開始極力反對，但父親卻總說：不必在他身上浪費金錢，他是個無底洞。在家裡，他夾菜用公筷，個人物品全部歸類隔離，不僅不能出現在家裡的“公共場合”，還要用酒精消毒。
　　他得病的消息在縣城不脛而走。從此，他在封閉的小縣城裡受盡歧視。在縣城裡無法找工作，不能參加團體活動，身邊沒有任何朋友。從小玩到大的同學也因為他的身體情況被迫和他疏離。他成了過街老鼠，熟人見到他，都會繞道而行，有的人甚至會小聲地罵出口。家裡的親戚和認識的人不允許他出現在他們活動的地方和他們小孩的身邊。他經常接到親戚的警告電話，一旦發現自己的孩子走得和他很近，便警告他要清楚自己是什麼病，不要和弟弟妹妹接觸，讓他躲起來不要害人。
　　學校找其他理由勸他退了學。他特別想讀書，但是沒有任何一所學校願意接收他，怕他去學校讀書傳染其他學生。無奈，他只好隱瞞病情去外地求學，最後找到成都一家剛成立的職業學校。但由於身體嚴重缺乏營養，病情複發，他又請假回到宜賓市，寄宿在一個男伴家裡。
　　在博客末尾他發出吶喊：
　　“我只有16歲，一個年齡很小的未成年男孩，卻背負了社會、家庭的很多壓力。沒有任何患者自願感染HIV。我們的一切是如此的被動，已經承受了病魔的折磨，還要面對社會的歧視和家庭的排擠。我也並非希望自己是個同性戀者，相信大多數人也不是自願。但是我們也是人，也有生存的權利，更有選擇生存方式的權利，有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權利，希望受到公平對待。”
　　對連累媽媽“受歧視”充滿歉意
　　記者聯繫宜賓同心工作組，請他們代為尋找這個少年時，在工作組做青少年干預的紫軒說，這個男孩是他的“弟弟”。“哥哥”“弟弟”是男同性戀圈子裡對關係親昵的人的稱呼。
　　曾永從資料里找到了小艾的信息，發現他在網上用的竟是真名，這令他大為詫異。圈子裡的人在交往時都隱諱真實姓名，恨不能把自己藏得深一點，即使是紫軒，也不知道小艾的真名。他為何會實名曝光個人隱私？而當紫軒聯繫到小艾時，他卻拒絕接受採訪。
　　從紫軒的口中，記者對小艾的瞭解逐漸加深。
　　紫軒說，他是在小艾十四五歲時認識他的，那時他骨瘦如柴，一個人住在醫院里。有一天，他和小艾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出來玩，小艾走了一段路就說頭暈，但又不肯回醫院，說想打麻將。打著打著，小艾又說頭太暈，餓了。紫軒給他買了吃的，送他回醫院。後來，紫軒還見過他一次，感覺他更瘦了。
　　記者隨後直接與小艾電話溝通。他說，他也到一個防艾公益小組當過志願者，發現很多十幾歲的青少年成為同性戀，在外面一點也不懂保護自己，他特別擔心他們走上自己這條道路。他很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引起社會對青少年男同性戀的關註。電話里，他同意接受採訪，晚些時候再確定時間。
　　可他的想法一直在動搖之中。晚上他又發來短信，表示只能在QQ上聊一聊。在QQ上，他說，家裡因為他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不同意他接受採訪。現在媽媽對他很好，陪著他照顧他。但媽媽因為他在縣裡很受歧視，他不想媽媽再受傷害。小艾還說，現在身體雖然比以前好，但經常會胃痛，噁心嘔吐。曾永說，這些都是服用抗病毒藥物後的反應。
　　記者再次與小艾通話，他說，媽媽為他的病花掉了家裡所有的錢，他不知道到底是誰把他的病說了出去，媽媽工作的地方都知道了她兒子有艾滋病，對她另眼相看。媽媽在她經常去打麻將的地方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她一去人家就走了。媽媽特別難過，整天哭。
　　“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她！”電話那頭，無奈的少年放聲大哭。
　　每年都會新增一批少年“男同”
　　曾永說，早些年在圈子裡也有過小孩，因為有人有“戀童”心理。他在2006年就發現過一個50多歲的男人和14歲的男孩在一起。“這兩年，小孩越來越多，每年都有一批新的出來。”曾永說，去年有一次組織男同性戀者活動，來了幾個小孩，背著印著卡通圖案的粉紅色小書包，背帶上吊著一隻紅氣球，看上去很可愛的樣子。曾永開始以為他們是不知情闖進來玩的，問了之後才知道，他們過來也是在QQ群里看到了消息。
　　“活動當然不能讓他們參加，志願者告訴他們，一定要使用安全套。”曾永說，但他沒想到，這些孩子的回答和“小蘑菇頭”一樣，說戴套“不舒服、不喜歡”。
　　宜賓市的同志酒吧，青少年可隨意進入，“小蘑菇頭”就去過幾次。更有少年可能已經成為MB（money boy，提供性服務的男孩）。
　　25歲的凌榮（化名）最近和一個16歲的男孩小A交往。凌榮是名感染者，但他一直沒有告訴這個男孩。他最近從小A的QQ聊天記錄中發現，小A很有可能是個MB。上個月，他和小A到同心工作組時，有幾個小孩正在檢測，曾永建議小A也檢測一下，可他說什麼也不肯。後來，凌榮從圈裡其他人的口中驗證了他的懷疑。
　　紫軒負責青少年干預，他調查過一些高中里的男同性戀情況。一個班級一般2-3個，一個年級有20多個班。封閉的校園讓“同志關係”變成一張蜘蛛網。
　　“只要一個感染了，就會感染一大片。”紫軒不無擔心地說。
　　他還提到，青少年有很強的征服欲，把一個“直的”（異性戀）扳“彎”（同性戀），讓他們很有成就感。“有個15歲的小孩找我，我沒感覺，就找藉口說萬一我是直的呢，他說直的我也要。”紫軒說。
　　學校男性公共浴室還有一種做法叫“撿肥皂”。即一個男同性戀看上某個對象後，便將肥皂扔在地上，讓他去撿，如果他撿起來了，就表示同意，如果有不知情的撿了，也有可能被強迫發生性行為。
　　“導演李安拍了同性戀電影《斷背山》後說，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斷背山，一旦有外力入侵，性取向就有可能發生變動。”曾永說。
　　性教育不能再羞於啟齒
　　QQ和微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打開微信，找“附近的人”，紫軒能發現上面一大群男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簽名上有明顯的標記。”紫軒說，凡是簽名上有“G”“G-1069”“1或0”“G大調”的都是，還有些標註的是知名的同志題材電影如《斷背山》《藍雨》等。
　　“現在小孩的性意識萌發早，十二三歲就在圈子裡混，基本的自我保護根本不懂。”曾永說。他認為，現在學校的性教育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羞於啟齒，必須認認真真地當一門課教起來，也不能諱言同性戀。
　　“這是一個事實，你不承認也不行。”曾永說，現實的威脅迫在眉睫，“我知道，但我裝不知道”的時代不能再繼續。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行為干預室副主任徐傑說，現在社會比較開放，整個社會對同性戀雖然還是歧視，氣氛相對以前要寬鬆多了。同性戀活動範圍大了，關係複雜了，有一些人出現在青少年當中。青少年處在性發育的過程當中，性取向還沒定型，便有可能受外界影響發生男男行為。
　　“發現這種現象後，我們也在思考對策。”徐傑說。目前對男男性行為的常規做法是推廣安全套，進行預防性教育。但很多活動只在大學生中展開，且覆蓋人群與需求相比還遠遠不夠。大學以下的學生群體更加沒有涉及。
　　“高中及以下的推進涉及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教育，這在國外一般都是性教育的範疇。我們也與教育部門討論過，他們也非常重視。但性教育在我國發展還不是很樂觀，受到各方面影響，很多家長也不理解。”徐傑說。
　　未成年人尚處HIV檢測盲區
　　自2008年開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開始推動在男男性行為人群中進行艾滋病檢測。檢測過程中，各地陸續發現有的未成年人瞞報年齡前來檢測，高中生甚至初中生被查出感染HIV，這是此前很少有過的現象。由於各地疾控中心目前只對18歲以上的成年人做篩查，未成年人要檢測時，必須由監護人陪同。但孩子往往不願告訴父母他是男同性戀或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所以讓監護人陪同前來，幾乎不可能。這樣的規定，使未成年人置身HIV檢測盲區。
　　徐傑說，對未成年人檢測及檢測發現感染者後續如何處理，相關機構和人員也缺乏經驗，但這一現象，應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像“同心工作組”這樣的民間公益機構，檢測者只需登記一個名字便可提供檢測，甚至不核對名字真假。這樣做是為了打消檢測者的顧慮，擴大檢測面。但面對未成年人，民間機構也感覺無所適從。與此同時，這家民間機構目前正面臨後續支持資金不足隨時可能關門的窘境。
　　“我明知他是未成年人，但既然他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就不可能將他拒之門外。”曾永說，可是如果檢測出陽性，感染者往往不肯告知監護人；而通知當地疾控中心，也得不到積極的回應。他曾經為一個14歲的男孩做檢測。檢測前，他告知男孩，如果結果是陽性，按規定必須通知他的監護人。男孩同意了。檢測結果很不幸是陽性，曾永重申只能通知他的父母時，他立刻轉身跑掉了。
　　“小蘑菇頭”的檢測結果一波三折。在試劑漫過檢測區的1分鐘內，還是一片空白，這讓“小蘑菇頭”鬆了一口氣。但是，很快檢測區隱隱出現一條非常淡的紅色，“小蘑菇頭”又擔心起來，不時看看檢測棒，又抬頭看看記者，眼中滿是緊張與焦疑。儘管曾永一再安慰，他還是心神不寧。曾永約他過段時間再來做一次檢查。　　（原標題：尋找艾滋少年）